阿来找到了中国登山故事独树一帜的命题:大我与小我-过关游戏-崇义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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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成功-阿来找到了中国登山故事独树一帜的命题:大我与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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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惟仁瘦成皮包骨

但電影的創作畢竟不是紀錄片。「光是真實還不夠,要多加一點東西。」導演李仁港一直在思考,如何拍出和外國同類影片不一樣的地方,「我們用心想過,不會超過尺度,磨滅真實感,但同時想象空間也要大一點。」中國電影人在擅長的動作戲份,由此而來。

對於一代代中國人而言,大我與小我的命題並不陌生。深植于中華民族血液里的東方哲學讓我們時常做出為至高榮譽而不計個人得失的選擇。這一點珍貴之處,恰是《絕命海拔》《北壁》《極盜者》等國際知名登山片里從未涉及的精神領域。這也是為什麼,當故事里的曲松林和方五洲時隔13年再見,人物間微妙的張力,被觀眾評為回味無窮的場面之一。

事實上,影片能引發中國觀眾獨有共鳴的豈止一處。若以「人為什麼要登山」來區分《攀登者》與其他登山電影的差異,答案里都是中國觀眾熟悉的情感內核。大而化之地講,1960年與1975年兩度登頂,都是在愛國主義精神的感召下,一群不凡的靈魂證實了中國人民可以踏遍每一寸國土。個體分析的話,在共同的國家榮譽下,勇士們各有人性的細節:方五洲想為1960年共同攀登過的兄弟正名,楊光帶着告慰父親在天之靈的心意,女氣象學家徐纓勇闖高峰則有愛情的動力……在為國登頂的主旋律下,大我與小我的雕琢,幫助人物從歷史的塵埃中鮮活起來,擊中觀眾的同理心。

隊友的生命與攝影器材孰輕孰重?影片里,1960年的方五洲選擇了隊友,以致於登頂時沒有影像佐證,中國人的第一次攀登成功沒被國際登山界認可。由此,攝影機成了曲松林與方五洲之間不可逾越的高山,也間接導致了曲松林在1975年做出一次冒進的決策。

以精進的工業與獨到的動作設計,賦予影片東方美學

電影工業是顯見的緣由。登山故事難拍,首先在於影片對置景和特效都有極高要求。為了營造符合東方審美的意境,《攀登者》採用紀實鏡頭與電影拍攝相結合的方式。即片場拍一部分,從紀實的世界高峰畫面里截取一部分,兩相結合,天衣無縫。不少觀眾觀看后,都為影片特效讚不絕口。

區別於國外同類型電影,《攀登者》的敘事重點落在國家榮辱、集體主義、骨肉深情;更在運用與世界接軌的電影工業標準的同時融入了東方美學意境。由內而外,影片蘊藏的諸多細節都指向了深刻的中國情結。

海拔8000米之上,無限風光在頂峰。不僅登山愛好者心嚮往之,登山題材也在近些年的世界影壇漸成氣候。為什麼中國人第一次登珠峰成功44年後,第一部登山英雄的故事片才姍姍來遲?

探討大我與小我,是《攀登者》獨樹一幟的命題

覘標,設置在三角點或精密導線點上供觀測用的標架。1975年5月27日,中國登山隊第二次從北坡成功登頂珠峰。藉助九位勇士在峰頂豎起的金屬覘標,中國測繪工作者第一次測得世界最高峰的「身高」,彼時測得的8848.13米中國高度為世界採用。

這一幕在上影集團(有限)公司出品的電影《攀登者》里被如實復刻。而這部「上海出品」本身對於中國電影的攀登同樣意義非凡——立起了國產登山類型片的首個覘標。

片中最驚艷的一幕出現在1975年沖頂時,隊員們用梯子抵禦10級風暴的場景。那場戲是李仁港對登山電影前所未有的突破:他以動作片和武俠風格為基礎,設計在風暴中讓12名登山隊員將自己捆綁在梯子上艱難求生的鏡頭。隨着風力的變化,梯子如同巨浪中的一葉小舟,搖擺、晃蕩。這一幕,也代表中國登山故事的一次探索,在大銀幕上留下獨特的東方美學。

作為影片編劇,茅盾文學獎得主阿來早在2014年已對當年的勇士進行過「搶救式」採訪,1960年登頂成功的王富洲、屈銀華、貢布三人,1975年代表中國女性登上珠峰的潘多,他們的獨家記憶都被作家悉數珍藏。正因為此,阿來找到了中國登山故事獨樹一幟的命題:大我與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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